蒲学研究

俄罗斯蒲松龄研究巡礼

时间:2005-07-28 信息来源: 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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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明滨、李淑卿

二、《聊斋志异》的翻译和研究者阿翰林 

    阿翰林全名为瓦·米·阿列克谢耶夫(v.m.alckseyev, 1881—1951)。他有幸成为王西里的学生,聆听过后者的教导。大 学毕业后曾来华进修过,以论《二十四诗品》的著作成名,并且成为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前驱。他的成就自然主要在学术研究方面,但 也重视从事文学翻译。尤因其古文功底深厚,诗词歌赋、小说散文 方面均有译作。而且学术眼光高远,大半个世纪前,即在苏联早期 百废待举的时候,就已向同仁呼吁:瑰丽宏大、卷帙浩繁的中国文 学尚未被俄国读者所了解,当务之急是大量翻译出版中国文学名 著。阿氏成了高尔基组织外国文学名著翻译工程里中国文学部分 的负责人,并且身体力行,自己开始翻译《聊斋志异》。 

    1922年出版了他选择自《聊斋》的头一本集子《狐媚集》,共 158页。作为“世界文学丛书”之一,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。在前言 中,他概括了聊斋故事人物中的几种基本类型,如狐仙、书生等,并 评述了作品的文学风格。他就便介绍了蒲松龄的学识渊博和艺术 风格的特点。 

    1923年接着出版他的第二个译本(选集)《僧术集》,273页。同 前一本一样也为“世界文学丛书”,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。在前言 里他又论析了另一种类型的人物,即和尚与道士。译者提出了一个 问题:蒲松龄是否相信自己笔下描写的奇迹呢?接着从作者的儒家 世界观出发来作答,其结论是否定的。他同时指出作品的艺术风格 和文学手法;用根本听不懂的文言来表现民间故事、日常生活题材 以及人物之间的对话,“把幻想与现实的冲突激化到异常尖锐的程 度”,“把民间的迷信传说改写成典型清新的文章”,展示了人物的 “情欲同戒律,理智发生冲突时的心理状态”,还有“对懦夫的谴责 和对英雄的赞美”。 

    后来,1978年再次发表于《中国文学》的这篇前言之异文中, 阿氏谈到作者对僧道这类人物形象的态度。认为蒲氏写出有身怀 异术的僧人和道士存在,恰巧是为了解答“世上有无公道”的问题。 僧道的法术使现实生活中的人物,其种种幻想都变成了实际行动。 否则,岂不让这些人物都湮没在暗无天日、是非不分的尘世生活里 了。 

    后来,在1928年曾由列宁格勒的“思想”出版社出了阿氏所译 的故事是另一种选本,曰《怪异故事集》,共256页。不过,除有前言 外,还加了详细的注解。 

    1937年出版的《异人集》已是阿氏翻译的《聊斋》第四个集子 了,共494页,除有前言,也加了注解。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在莫斯 科和列宁格勒两地同时印制。此时的阿氏离当选院士的年代(1929 年)已将近8年,虽然学术研究业务更繁忙了,但对翻译工作依然 执着,尤其对《聊斋》。 

    阿翰林翻译的《聊斋》故事一共有150篇。他对译文总是反复 推敲,一丝不苟,精益求精。这是他的一个突出特点。他的晚辈学 人当代俄国汉学家李福清曾满怀激情地说:“俄国读者能够欣赏到 短篇巨匠蒲松龄的作品,主要应当感谢阿列克谢耶夫的精彩译 文”。 

    阿氏对译作求精的态度,已故的北京大学俄文系教授、我的恩 师曹靖华先生曾经有过很好的见证。他说,当年在列宁格勒任教的 时候,曾应阿翰林之约请,为后者及其同仁的译作校阅,任务是“专 门挑错”(不必改正,只要挑出错来,让译者自己去改。据阿氏说这 样做才有益于译者学业上的前进)。曹先生仔细审校阿氏的译文, 结果非常满意。有他当年写给后者的信足资证明: 

    阿先生有道:

    ……关于校《聊斋》事,已收《画壁》一篇校完,只校出一个 小错,实际上说来,与其说是错,毋宁说是对的.在译本第十四 页第三段第三行第二字,先生收“有人暗牵其裾”的“裾”字,译 作pykab"(按“衣袖”之意)。按“裾”即“襟”意,是上衣的一部 分;有前襟后襟之分,前襟又分大襟小襟,或左襟,右襟。旧时 在重男轻女之际,男左女右,在衣襟上也有分别。其两襟在胸 前正对者,如马褂等,谓之对襟。 

    先生将“襟”译作“袖”者,想系“襟”之一字在俄文字习惯 中不常用,故译为“袖”,使读者印象更加深刻,若果如此,则先 生之主张不但不错,而且是十分对的! 

    先生对原文之忠实,译文之风雅,实令人不胜钦佩! 

    译书是似易而实难的一件事,第一要“信”,第二要“达”, 第三要“雅”。平常能做到第一二种功夫已属难能可贵,而在先 生译文中这三层难关均迎刃而破,更是在翻译界仅见的了! 

    ......

曹靖华敬上   

一九三0年元月三日   

    从信中可以看到中俄两位前辈学者都有极其严谨的学风,令 人感佩。而阿氏那种请人“专门挑错”的做法,也是世界译坛少见的 美事,使人折服。 

    阿翰林的《聊斋》译本在俄文界已奉为圭臬。身后由其门生一 再主持重版,在不同年代出了许多版本。举如:     50、60年代有: 

    1、费德林编辑、写跋的《异人集》,莫斯科,国家文学出版社, 1954年,284页。 

    2.费德林编辑、写跋的《狐媚·怪异故事》,莫斯科,国家文学 出版社,1955年,296页。 

    3.费德林编辑、写跋的《僧术.异人集》,莫斯科,国家文学出 版社,1957年,563页。 

    70、80年代有: 

    4、艾德林编辑整理的《狐媚.聊斋趣谭故事》,莫斯科,文学 出版社,1970年,383页。 

    5.艾德林编辑、整理并作序:《聊斋趣谭故事》,莫斯科,文学 出版社,1973年,573页。 

    6.艾德林编辑、整理并作序;《聊斋怪异谭》,莫斯科,文学出 版社,1983年,430页。 

    以上6种版本均冠有“阿列克谢耶夫译”,后3种除注明阿氏 译之外,并注明系阿氏“译、注并序”。而费德林(1912一 )和艾 德林(1909一1985)不但是阿氏的门生,而且本人也已是当代的俄 苏汉学名家了。 

    阿翰林学术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翻译与研究并重,两者紧密 结合。他生前出版的四本《聊斋》选译集均有学术性强的序言,每篇 序言着重讨论一两个学术问题,而且都谈到作品的风格和文体特 点。此外,阿氏还在1934年发表两篇专门的文章:《小说〈聊斋〉中 儒生个性与士大夫意识的悲剧》(载《苏联科学院学报》社会科学 版,1934年,第6期)和《中国汉文学通俗化史谈(论小说《聊斋》)》 (载《纪念鄂登堡学术与社会活动50年文集》,列宁格勒,苏联科学 院出版社,1934年)。 

    这两篇文章的论点,据俄国汉学家李福清的转述: 

    第一篇论文介绍蒲松龄从事创作的时代背景。作者强调说: “蒲松龄写小说的时候,处于这样的环境:自由思想横遭压制,怀有 民族感情的不平之土任何一句影射时政的言论,都可以定为死罪” (第301页)。他认为蒲氏的幻想作品立意都在宣扬德行,抨击邪 恶。这些短篇小说也反映出蒲松龄本人儒生个性的悲剧。他缺乏 “以儒家的不调和的语言谈论现实的勇气(不过孔夫子本人也难免 如此),而只能违背儒家的观念和信仰,借助于一些荒诞不经的事 物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信念。”(第307页) 

    第二篇文章中,阿翰林“讨论为使语言深奥的《聊斋》小说能被 不懂文言的中国读者接受而采取的各种办法:加注释、译成白话、 改编成曲艺。他认为最后一法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听众需要的,是把 蒲松龄作品通俗化的最好途径(阿列克谢耶夫当时手头没有评书 的本子,他依据的是1918年上海印制的《聊斋志异说唱鼓词》)”。 而阿氏作此文时为1934年。 

    阿翰林学术活动的再一个特点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,两者相 辅相成。他从1910年起在彼得堡(大学),间或也在莫斯科执教,前 后共教三、四十年,培养了不少门生,并且以独树一帜的汉学研究 风格形成丁“阿列克谢耶夫学派”。他的这一特点也在《聊斋》研究 上打下烙印。其表现之一便是阿氏长时间使用《聊斋》为教材。阿 氏虽然也理解《聊斋》用文言写成的深奥难懂,但由翻译而精通它, 又感到它是学古文的好教材。尤因蒲松龄善于运用古代的文学语 言,同时大量吸收当时的方言俗语,二者互相熔化,形成了既典雅 工丽又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。尤其在人物的用语中雅中有俗,俗中 见雅,两相结合,生动活泼,谐谑有趣。因而引得阿氏对之情有独 钟,竟至也让学生学它的口语了。但阿氏对该作品过于执着,竟不 明白“过犹不及”的道理,靠它来培养学生是万万达不到理想的。曹 靖华先生对阿氏的这点偏向是很了解的。由此指出了阿氏闹成的 笑话: 

    20年代中期,当着国民革命军实行北伐的时候,阿氏的学生 王希礼来到中国,与曹靖华同为北伐军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翻译(两 人后来成了好朋友)。初次见面时曹对于这位新来的俄国汉学青年 讲的汉语大为惊愕。王氏的口语实在不敢恭维。难怪后来曹先生 深有感慨地回忆说:“王氏‘《聊斋》体的汉语’弄得人啼笑皆非。其 原因是导师阿翰林宣称:‘谁要研究中国文学,就看《聊斋》好了。’” 曹老还风趣地说:阿翰林“把学生统统关在密不透风的‘聊斋’里”, 以致他自己和他的学生同中国人讲话时,满口都是“聊斋”式的语 言。阿翰林由钟爱《聊斋》到过份偏爱,以致弄巧成拙。他这事让 人看来既可笑,又觉得可爱。 

    关于阿氏的口语,我国学者郭沫若也有过大体相同的印象。 1945年郭沫若应邀访苏时认识阿氏。“这位苏联翰林的魁梧身材, 朴素衣着,以及那光头和手中丁字形的大手杖,都给初见到他的郭 沫若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尤其是他的一口文言,更让中国客人惊讶。 这位苏联翰林问候健康时,说‘无恙乎?’谈学术时,问‘见解有变 乎?’之乎者也不离口。” 但是郭沫若还是很尊敬他的学识的,由于当时我国尚无“科学 院院士”这样确切的翻译,郭说那就相当于我们中国过去翰林院的 翰林吧,于是迳称对方为“阿翰林”,以示敬重。对方也欣然接受,从 此苏联汉学界传开了这个称呼,以它作为对“阿列克谢耶夫院土” 的尊称。

——摘自《蒲松龄研究》2000年第三四期合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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